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征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后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鐘書的父親。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后，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后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鐘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鐘書，不過出于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范。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么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于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采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后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于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于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系。”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并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