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I0月，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她叫章婭，小名丫丫。那一年，她15歲，我16歲。

我們家庭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軍區副政委，中將軍銜，“文革”中沒有受到任何沖擊。我父母都是“黑幫”，家被抄過好兒次。她從來沒有歧視過我，還幫我洗衣服，她爸爸媽媽對我也挺好，經常叫我去吃飯，在他們家住。那時，我們兩小無猜，有點類似保爾和冬妮婭。

到了1969年3月，章婭突然失蹤，我去她家里問，他們都拒絕告訴我。我問她的幾個女友，她們也說不知道。

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從青島的來信，原來，她被家里送到東海艦隊當了兵。我事后知道，是她家里覺得我們兩家門不當戶不對，所以采取措施斷絕我們的往來。

知道章婭在青島，我決心去找她。那時，父親已經被放回來了，對我管得很厲害，總怕我學壞了。我決定先去太原，擺脫父親的控制，再想辦法去青島。

太原我有兩個小棋友——劉黎亭和張小弟，在成都參加全國少兒圍棋比賽時認識的。我口袋里只有5元錢，不好找家里要，一路蹭車到了太原。

劉黎亭和張小弟的父親，一個是山西省委的宣傳部長，一個是組織部長，受到猛烈沖擊，情況挺慘。我在兩家之間來回住，和他們下下棋，有時也和他們的父母聊聊天。

我把準備去青島的想法對劉黎亭和張小弟說了，他們表示愿意陪我一塊去，我非常感動。可是我們都沒錢，怎么辦？

他們瞞著父母從家里拿了一點錢，我給家里打電報謊報有事，家里寄來10元錢。有了基本的生活費，我們從太原開始扒車，一路經歷許多辛苦，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毆打，甚至被趕下車。

到了青島，我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像小流氓似的。我們到處打聽，終于找到了東海艦隊。人家當然不讓我們進，我們只能打電話叫章婭出來。

過了一會兒，章婭穿著一身嶄新的海軍軍裝跑出來，劉黎亭和張小弟知趣地躲到一邊。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抱怨她走時為什么不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么形勢跟以前一樣，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

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為什么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系？”章婭只是說：“你應該回學校復課鬧革命，別在外面來回晃了。”

我一聽，心涼了半截。歷盡艱辛，千里迢迢來看她，卻落了一個“在外面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革命者的行列，我則成了游手好閑的人。這是我自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我下意識地朝旁邊看了一眼，劉黎亭和張小弟還在不遠的樹底下。最后，章婭對我說，部隊的紀律很嚴，她出來的時間不能太長，然后問我有沒有錢。她肯定猜到，我是自己跑出來的。當時，我的口袋里已經沒錢，但是說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錢。就這樣，我們分了手。

我們3個人買了五等艙的船票，準備坐船去上海會一位棋友，然后扒車回北京。到了南京，我們就走不動了，此時，我們一分錢都沒有了，真可謂“彈盡糧絕”。沒地方住，我們就在候車室里坐了一夜。

雖說是4月份，但夜里天氣有點冷，加上肚子餓，半夜，我們都醒了。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3人同時發現前邊地上有15元錢，一開始，我們特別緊張，沒敢馬上去撿，先朝四周看看，確知沒人注意，張小弟快速把錢撿起來。對我們3人來說，15元真是救了命，我們就是靠這15元錢，平安地回到北京。后來，張小弟為此寫了一首詩，我也托他寫文章，尋找失主，如果能找到，我們一定要重謝。這是后話。

從青島回來，我仍然沒有死心，給章婭寫信，可她從來不給我回信。我有一張她送我的照片，上面還有她的題字，我一直視如珍寶，藏在身邊，每天晚上，我都放在枕頭底下。

4月30日夜里，東華門派出所的一個民警突然闖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問：“為什么？”他說：“過節了。”

簡直是莫名其妙，他認為我是不安定因素，于是我只能乖乖地跟著他走。臨走前，他從我的枕頭底下翻出章婭的照片，說：“哎喲，你怎么會有她的照片？”

我和章婭兩家的所在地屬于同一個派出所，顯然，他認識章婭。他那話的意思是：你這個小流氓，怎么會認識將軍的女兒？

說著，他就把照片沒收了。我憤怒至極，卻無法說明這張照片對我的意義，只能看著唯一的紀念物從眼前消失。當晚，我被關在派出所的一間小屋里。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放了，但那張照片沒有還，這是我唯一的一張章婭的照片，以后再也沒有了。

后來，我到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仍然每隔一個星期給章婭寫一封信，她還是不回。知青談戀愛成風，我始終沒有談過，也沒有找女朋友的欲望，在我心里只有她。

那時我很窮，工資被扣發，買郵票都成問題，我寧可少買一個饅頭（那時，8分的郵票可以買兩個饅頭），也要堅持給她寫信。她不理我，沒有回過一封信，這對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我終于明白，她看不上我，漸漸地，我也失去了信心，停止了寫信。

在以后的幾十年里，只要路過她家的胡同口，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朝里面望上一眼，因為那里有我的初戀和少年時期的美好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