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里，還殷殷地叮囑母親不要通知遠地的我，因為他怕我在臺北擔心他的病情。還是母親偷偷叫弟弟來通知我，我才知道父親住院的消息。

這是典型的父親的個性，他是不論什么事總是先為我們著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到鳳山去開會，開完會他到市場去吃了一碗肉羹，覺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馬上想到我們，先到市場去買了一個新鍋，買了一大鍋肉羹回家。當時的交通不發達，車子顛躓得厲害，回到家時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許多，我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形容的那種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時心血沸騰，特別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難得，因為那里面有父親的愛。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親是粗獷豪放的漢子，只有我們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極為細膩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東西一定帶回給我們，所以我童年時代，父親每次出差回來，總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父親是影響我最深的人。父親的青壯年時代雖然受過不少打擊和挫折，但我從來沒有看過父親憂愁的樣子。他是一個永遠向前的樂觀主義者，再壞的環境也不皺一下眉頭，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的樂觀與韌性大部分得自父親的身教。父親也是個理想主義者，這種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生活與生命的盡力，他常說：“事情總有成功和失敗兩面，但我們總是要往成功的那個方向走。”

由于他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使他成為一個溫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就使我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也是個風趣的人，再壞的情況下，他都喜歡說笑，他從來不把痛苦給人，只為別人帶來笑聲。

由于是農夫，父親從小教我們農夫的本事，并且認為什么事都應從農夫的觀點出發。像我后來從事寫作，剛開始的時候，父親就常說：“寫作也像耕田一樣，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沒有不收成的。”他常叫我不要寫政治文章，他說：“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寫政治文章，就像種稻子的人去種檳榔一樣，不但種不好，而且常會從檳榔樹上摔下來。”他常教我多寫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評罵人，他說：“對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評的文章是放火燒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燒山則常常失去控制，傷害生靈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創作者，不要做理論家，他說：“創作者是農夫，理論家是農會的人。農夫只管耕耘，農會的人則為了理論常會犧牲農夫的利益。”

父親的話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他是用農夫的觀點來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語中的，意味深長。

有一回我面臨了創作上的瓶頸，回鄉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惱說給父親聽。他笑著說：“你的苦惱也是我的苦惱，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還要不要種香蕉，你看，我是種好呢？還是不種好？”我說：“你種了四十多年的香蕉，當然還要繼續種呀！”

他說：“你寫了這么多年，為什么不繼續呢？年景不會永遠壞的。”“假如每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來就不寫了，那么，天下還有大作家嗎？”

我自以為比別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為我生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沒有不辛勞的農人，我是在農家長大的，為什么不能像農人那么辛勞？最好當然是像父親一樣，能終日辛勞，還能利他無我，這是我寫了十幾年文章時常反躬自省的。

我后來從事報道文學，在各地的鄉下人物里，常找到父親和母親的影子，他們是那樣平凡、那樣堅強，又那樣偉大。我后來的寫作里時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話，很少引用博士學者的宏論，因為他們是用生命和生活來體驗智慧，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最偉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動人的素質。

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時候，看我不會農事，他會跑過來拍我的肩說：“做農夫，要做第一流的農夫；想寫文章，要寫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父子兩人相顧大笑，笑出了眼淚。

我多么懷念父親那時的笑，也期待再看父親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