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后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為了大家學習方便,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著名史學家余英時逝世 著名史學家余英個人事跡內容，以供參考，一起來看看！

著名史學家余英個人事跡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生于天津，籍貫安徽潛山，當代歷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1950-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1956-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 

余英時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開創性研究，是罕見曾獲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數十種，包括《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據臺灣“中央研究院”消息，2021年8月1日，余英時于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 。

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20日由前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公布最受關注的漢學獎得主。史學泰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余英時獲此殊榮。據了解，余英時是我省潛山縣官莊鎮金城村人，在家鄉度過了九年的難忘時光。其故居還完好保存，目前已修繕一新。

今年84歲的余英時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后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接受西方學術洗禮，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44歲時當選臺“中研院”院士。他早期以英文著書并在美國嶄露頭角，中年以后為讓東方讀者也能理解，改用中文，60年間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論文400多篇，許多理論至今仍為學術界稱道，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臺灣唐獎6月21日公布完第一屆的獲獎名單。永續發展獎的得主是挪威第一位女總理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1987年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布倫特蘭報告”，首次明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因而被稱為永續發展的教母。生技醫藥獎則由美國德州大學的詹姆斯·埃里森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學的本庶佑博士共同獲得。法治獎頒給了南非的奧比·薩克斯，他早年致力于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并因此遭到種族主義當局的暗殺而致殘，后來他參與南非新憲法的起草。漢學獎的得主是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

唐獎是由臺灣企業家尹衍梁捐資設立的，共設立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和法治四大領域的獎項，每兩年頒獎一次，由中外學術權威共同評選，旨在以華人的視角，面對21世紀的新挑戰和新課題，并以此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被期待成為“東方諾貝爾獎”。各獎項獎金都為5000萬元新臺幣（約合1038萬元人民幣），比諾貝爾獎獎金還高。

中國“士”的典型

唐獎評選中尤受矚目的是漢學獎。“漢學”意指廣義之漢學，包括研究中國及其相關之學術，如思想、歷史、文字、語言、考古、哲學、宗教、經學、文學、藝術（不包含文學及藝術創作）等領域。本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之成就，并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

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教授的獎詞稱：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稱：“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林毓生與余英時是老朋友。在林毓生看來，在當代歷史界沒有人的成就能超過余英時，他天資非常高，但光有天資還不行，他還非常注重細節，并且堅持了幾十年。“余先生做研究，可以幾天幾夜幾乎不睡覺，他今年84歲了，仍是如此”。

余英時先后任教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培養了許多卓有成就的學生。“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表示，余英時最偉大之處，在于很會抓學術史上的重要議題，每每提出一個說法，都能在學界激蕩出火花，影響不只局限于史學界，甚至擴及人類學、社會科學界。

“中研院”副院長王森認為，余英時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史學家，但跟一般專業的史學家不同，他的研究還有一種文化關懷在里面。20世紀的史學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斷代清晰，“很少人會跨越時代，但余先生從上古到民國都有研究，我們常開玩笑地說，他對事情、史實的論斷，都有好幾千年的歷史背景在里面”。

在得獎后，余英時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受之有愧”。他說：“漢學獎不是專門給中國人的，是給研究中國的學者，還有其他三個同樣重要的獎項，都是很新的，這是全球化的一種動向。”

2006年，余英時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在60年間，余英時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論文400余篇。今年1月出版了《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是其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

禮壞樂崩帶來百家爭鳴

時代周報：你在《論天人之際》中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軸心突破時代中政治背景的問題。

余英時：書中的政治背景基本上談的是周公在周代所起的重要作用，為什么孔子要夢周公，為什么他強調自己繼承周公的思想，原因就在這里。要想取得天命，必須靠人的努力。你給老百姓好的生活，老百姓就會擁護你，支持你，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是個很大的突破。但這個突破還沒有到“軸心突破”，因為它還是在天命的范圍之內。這是第一點。第二，它談的還是以王朝為中心，到孔子才脫離以王朝為中心，變成以個人為中心，就跟天命發生關系了。孔子只有幾個地方談到天命，都是講他個人與天的關系的，“知我者其天乎”之類。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化。周公在這個意義上也很重要，他本身就有很多巫的行為，日本人也講過，有的人根本就稱他為“大巫”。近代章太炎還說漢朝的董仲舒也是“大巫”。所以我并不是用巫來罵人，只是說一種事實的變化，思想史的根源上可以追溯到巫，基本上修改了原來對巫的看法。我認為當時存在著一個巫集團，有可以和天溝通的技能，所以人王（“天子”）任用他們，但其實他們本身沒有資格和天溝通，他們是奉人王之命，才能和天溝通的。上古王朝相信巫能夠為它取得天的支持，很多甲骨文的記載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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