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前的今天，1944年3月19日 (農歷二月廿五)，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
據于立群回憶：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老在當年春天為紀念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勝利300周年而作的長文，脫稿于1944年3月10日。經過幾天修改，郭老把他送交當時在重慶的董必武同志審閱。沒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華日報》就全文連載了。自3月19日刊出，連載4天，到22日全部載完。文章一發表，國民黨方面立即有人出來干預，說這篇東西是“影射當局”。3月24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竟專門發了一篇社論進行攻擊。反動派的尷尬實在令人憫笑，自然這也正從反面證明，這篇文章寫對了。敵人感到窘怕，而人民是歡迎的。
不過，郭老更沒有想到，僅隔20天，毛主席就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提到這篇文章，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不久，林伯渠同志自延安飛抵重慶。林老親自告訴沫若同志，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并且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印發。這些消息給郭老帶來了極大的鼓舞，他從內心感到欣慰，他的這篇文章符合了黨和人民的需要。
1944年8月下旬，郭老收到了周恩來同志從延安托專人帶來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郭老當天即給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許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謝他們的鼓勵和鞭策。12月，郭老收到了毛主席11月21日寫的復信。
沫若兄：
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鉆研機會，故對于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做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后，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謹祝 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毛澤東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毛主席在信中所說“恩來同志到后”一事，是同年11月間的事情。周恩來同志于11月10日夜從延安飛回重慶。第二天，郭老在住處天官府4號，為剛從桂林抵渝的柳亞子先生洗塵，周恩來同志也趕來參加。席間，周副主席暢談延安近況，件件振奮人心的消息，頓時給小小“蝸廬”帶來了光明。郭老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副主席的參加，“友朋皆甚熱烈狂歡”。他并賦詩以紀念當夜的歡聚，紀念周副主席的歸來，詩中稱喻周副主席為手持火炬的人：
頓覺蝸廬海樣寬，
松蒼柏翠傲冬寒。
詩盟南社珠盤在，
瀾挽橫流砥柱看。
秉炬人歸從北地，
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扭罷秧歌醉拍欄。
毛主席在信中說大家都希望能見到沫若同志。郭老又何嘗不是時刻向往著能再見到毛主席和延安的同志們呢！郭老和毛主席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十多年沒有見面了。抗戰爆發后，郭老只身從日本回到祖國。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夠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闊別10年的北伐戰友，那里是抗日救國的保壘，是中華民族的希望。1938年，郭老曾作一首《陜北謠》，表達了他這種心情，其中寫道：
陜北陜北朋友多，
請君代問近如何？
華南也想扭秧歌。
陜北陜北太陽紅，
拯救祖國出牢籠，
新天鎮日漾東風。
然而，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這個愿望是無法實現的。郭老的行蹤，一直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甚至每當暑季日軍大轟炸，我們被迫到距離重慶市區才幾十公里的賴家橋避居時，國民黨特務便立即放風說：“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關造反啦！”當時，我們只能翹首北望，卻奮飛不得。為此，郭老曾無比感慨地說：“此乃無望之望也。”1945年，我們渴望見到毛主席的心情終于如愿以償?？谷諔馉巹倮?，毛主席不顧個人安危，飛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談判。郭老和我懷著興奮和激動的心情趕到機場迎接毛主席。
9月3日，我們接到通知說，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來，看望各界人士。朋友們立即奔走相告。后因當天有勝利大游行，車輛無法通行，聚會地點臨時改在毛主席的住處。郭老和我立即動身，步行趕到主席住處。當時在座的還有翦伯贊、鄧初民、馮乃超、（）周谷城等位。
記得周谷老操著很重的湖南口音先問毛主席：“過去您寫過詩，現在還寫嗎？”
主席風趣地說：“近來沒有那樣的心情了。從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著，毛主席便和大家暢談起來。毛主席闡述了北伐戰爭失敗的原因，并轉身向坐在他左側的郭老說：
“你寫的《反正前后》，就像寫我的生活一樣。當時我們所到的地方，所見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寫的一樣。”
毛主席分析了抗戰勝利后的時局，談到了人民渴望民主與和平的愿望，他明確地指出：
“共產黨，是私的？還是公的？無疑是人民的，黨的作法，應以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好處為原則。如果做來對這些都沒有好處，我們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滿信心地對大家說：和平總是要到來的，然而要達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談完后，又謙虛地征求大家的意見，請到會人士發表看法。
郭老聽覺不好，特別用心地聽著毛主席的每一句話，注視著毛主席的每一個手勢。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舊懷表，會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來送給了毛主席。
9月9日，郭老和我在紅巖村再次見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時，大家談起郭老在文化界應采取什么態度的問題，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見解，認為態度應該強些，不要妥協合作，要有斗爭。毛主席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這幾次見面，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主席當時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現在我的眼前：穿著延安寬大的灰布制服，態度平靜、謙虛，舉止沉著、穩重似乎總在不斷地思考著問題，對前途充滿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