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淵源

源于職業，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棟甍，屬于以職業稱謂為氏。

“棟”：框架結構屋的正梁，即屋頂最高處的水平主梁，支承著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長條形承重構件。木結構屋架中專指順著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長木。

“棟梁”，人們后來用它來比喻能擔當國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進行房屋建筑之時，上棟即上大梁時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師進行，這個“挑大梁”的大師就稱作“棟甍”。

在棟甍的后裔子孫中，有以先祖稱號為姓氏者，稱棟氏。

本書按：

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臨川康王劉義慶(公元403～443年)，自幼才華出眾，精擅文學，撰有著名的《世說新語》。

劉義慶在《世說新語·賞譽》中第一次使用了“棟梁”之辭：“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潁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仕至東晉王朝的豫州長史。時有漢朝中山靖王劉勝的后裔劉輿在東晉王朝東海王司馬越的太傅府任長史，劉輿很有才華，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職期間，有許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構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沒有空子可鉆。

后來，劉輿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嗇而家境富裕的特點，慫恿司馬越向庾子嵩借千萬錢，希望他表現出吝嗇而不肯借錢給東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機予以劾陷。司馬越果然上當，真的就在大庭廣眾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錢。

當時庾子嵩已經醉醺醺的，頭巾都顛落在小桌上，他把頭伸進頭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說：“下官家里原來大約就有兩三千萬，隨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機會的劉輿傻了眼兒，這才萬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煩了。后來有人向庾子嵩談起這件事時，庾子嵩說：“這可以說劉輿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二個淵源

源于滿族，出自明時期建州女真與黑龍江女真，屬于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

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

①滿族棟阿氏，亦稱東鄂洛氏，滿語為Dongga Hala，屬于黑龍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魯(今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海參崴)，清朝中葉以后，多冠漢姓為棟氏、佟氏、鄧氏、東氏、洛氏等。

②滿族棟佳氏，亦稱董家氏、董佳氏，滿語為Dongiya Hala，屬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遼寧新賓)、嘉木湖(今遼寧新賓)、嘉哈(今遼寧新賓夾河村)、哈達(今遼寧西豐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漢姓為棟氏、董氏、鄧氏、陳氏、冬氏、侗氏等。

③滿族棟鄂氏，亦稱董鄂氏，滿語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為姓氏，董鄂在今遼寧省桓仁縣、寬甸縣一帶。后多冠漢姓為董氏等，亦有稱棟氏者。

第三個淵源

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時期著名經學家惠棟，屬于以先祖名字為氏。

惠棟，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號松厓;江蘇元和人(今江蘇蘇州吳縣)，著名的清朝時期漢學家，漢學中吳派的代表人物。

惠棟生在經學世家，家學淵厚，師有專門。祖父惠周惕，字元龍，又字研溪，是吳學派的開山祖師。《清史稿·儒林傳》說：“清二百余年談漢儒之學者，必以東吳惠氏為首。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其創始者也。”惠周惕少年傳其父惠有聲(字樸庵，明貢生，曾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于《詩》)之學，受業于時人汪琬，而與徐枋雅相友善，結為知己。工詩及古文詞，皆有規度。至于中年，為貧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與當代名士相交。當時已成為社會名儒的朱彝尊曾極口稱贊他的學問，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舉博學鴻儒科，因為丁憂，未得參加考試。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為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習國書，改任密云知縣(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僅有學，而且富于才華。就其學問來講，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諸書。就其才來說，有《詩說》、《研溪詩文集》。他論《詩經》，認為大小雅的區別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別，澄清了附在《詩經》上的一些誤會。他還認為，無論天子還是諸侯，均可以有"頌"。這些，對其繼承者惠棟都有直接影響。

惠棟的父親惠士奇是使吳學派由發生而走向成熟的過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號半農。惠士奇十二歲就能作詩，其“柳未成陰夕照多”的詩句，曾得到先輩們的極力贊賞。二十一歲時，惠士奇正為諸生，卻自愿不參加省試，自謂“胸中無書，焉用試為?”從此奮志力學，晨夕不輟，終于博通六藝，對諸子及《史記》《漢書》《三國志》諸史書皆能背誦。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難之說：“聞君熟于《史》《漢》，試為誦《封禪書》。”于是惠士奇當場背誦終篇，竟然不漏一字，眾皆驚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為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編修、侍讀學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試湖南，督學廣東，在任上積極提倡經學。三年后，通經者多。惠士奇曾舉薦海陽進士翁廷資為韻州府學教授，部議格置不行，不過清圣祖康熙皇帝親自干預說：“惠士奇所舉，諒非徇私，著如所請，后不為例。”惠士奇盛年經史兼治，晚則尤邃經學。著有《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交食舉隅》二卷、《琴笛理數考》四卷、《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南中集》、《采莼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內容除經學外，還包括天文、音樂、文學諸方面。

惠家本來住在吳縣的東渚村，后來遷居到城東南的香溪北面，當時附近的東禪寺內種著一株紅豆，本來早已老而枯干，此時竟然復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階前，更是生機盎然，煥發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相訪。因此，惠周惕即自號為紅豆主人。同里鄉人習慣上把他喚做老紅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稱為紅豆先生，把惠棟稱為小紅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棟是老二，在兄弟中學問最好。他自幼篤志向學，孜孜不倦。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子集到百家雜說、稗官野乘、釋道二藏及儒家毖緯之學，無不津逮。由于他生長在一個書香世家，又趕上政治、經濟、文化都高度發達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當時他父親的朋友李紱一曾豎指稱贊說：“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學廣東期間，惠棟形影相隨，時廣東高材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天，有“惠門四子”之稱，隨從惠士奇講論文藝，與惠棟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為學問不及惠棟。以后，惠棟又來往于京口一帶，因父親在清雍正初年“入對不稱旨，罰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削籍”，飽嘗饑寒困頓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雙亡，惠棟恪守孝道，并不以貧廢禮，終年教授學生自給，任憑甑塵常滿，處之坦然。

生活雖然困苦，但惠棟對古代典籍甚為愛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傾囊，也要買來，有時還借讀手抄，精審地予以校勘，以至對古書之真偽，了然若辨黑白。惠棟讀書主張從名家入手，而在遠大處著眼。當時學者余蕭客寫成某書，向他求正。他說：“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余蕭客聞之深受觸動，當下執弟子禮。

在學派上，惠棟與皖派經學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師生之誼，更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標榜風雅，鼓勵士子們從事經學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復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詔令各地舉薦明經行修的士人。當時陜甘總督尹繼善、兩江總督黃廷桂與惠棟并無半面之識，但因早聞他的學行，因此交章論薦，認為他“博通經史，學有淵源。”然而，因為惠棟因為沒有及時將著作呈遞給掌權者，更不擅長脅肩諂笑的賄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罷歸，失去一次極好的入仕機會。此后，他與仕宦再無半分緣分，故而專事著書立說，在大半輩子的治學生涯中，培養出一大批封建時代最優秀的第一流學者，余聲所及，及于今日，猶自未絕。如著名的余蕭客、江聲、錢大昕、錢大昭、王鳴盛、戴震、王蘭泉、顧廣圻、王昶、江藩等等諸人，都與惠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系。沒有這些學者，所謂“乾嘉學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棟可以說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對《周易》的研究，是惠棟學術的頂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鑄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實為棟論《易》諸家發凡。”《易漢學》八卷，“掇拾孟喜(漢宣帝時博士)、虞翻(三國時傳孟喜之易者)、荀爽(東漢治古文費氏易者)緒論，以見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發明漢《易》之理，以辨證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之說，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可惜的是，這部書并未完成，缺《未濟》以上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后來，他的再傳弟子江藩代為補注，作成《周易述補》一書。

惠棟治《周易》有兩大特點：一是專主漢人之說，二是混淆家法。這兩個特點主要來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說》六卷，專主漢說，認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這種觀點，沿襲了“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傳統講法。清朝學者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曾十分強調漢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師法。漢族人最講學有專門，而惠士奇則有意混淆漢朝的家法與師門。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玄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分別說《易》，實際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卻認為：“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這就不管漢朝的門戶界線，而給以綜合融匯的功夫。此外，對孔子據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實據左氏，論斷多采《公》、《谷》。至于漢朝以后，他認為自三國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義便蕩然殆盡了。到了惠棟，幾乎全部承襲其父的觀點，但更加精審詳實。不過他認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還是保存了一些漢朝精華。

除《周易》外，惠棟還遍通諸經。他有《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的古音古字古義。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其中《左傳補注》六卷因有別本單行，有目無書，故稱“九經”。他論證詳博，考證精確，因而又被人譽為“惠九經”。

對于《春秋》三傳，惠棟尊鄭玄之《周禮注》、韋昭之《國語注》，而對杜預《集解》多所駁正。他認為，嚴彭祖所傳《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經所刻;顏安樂所傳乃為何休所注。討論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錄》八卷、《諦袷說》二卷，認為古代的帝禮(一種祭祀)乃在明堂舉行，而明堂制度來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漢書補注》十五卷，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補謝承、薛寶、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諸史會要》《竹南漫錄》，惜未成。《王文簡公(士禎)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棟還曾幫助盧見曾手定《雅雨堂十種》、《山左詩抄》、《感應集》。

值得強調的是《古文尚書考》二卷。講到東晉枚賾所獻偽孔傳本《尚書》，人們總是先提到閻百詩的《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實際上，惠棟的《古文尚書考》與閻百詩相比，別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勝一籌。據沈彤、錢大昕的惠書序，閻百詩著成《疏證》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清益。”閻百詩之書終“未若先生之精而約。”可見惠書之特色。從外，閻百詩沿襲許多前人的錯誤，直接影響了其價值。如周公攝政稱王，封康叔于衛，閻百詩相信蔡沈在《書集傳》中的臆說，以“武王誥命為衛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說，認為《詩經》所謂鄭衛淫風非孔子手訂，為可刪。這些又反襯出惠書的價值。惠棟則堅持認為，鄭玄所傳的二十四篇《尚書》乃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的二十五篇為偽。對唐人所說鄭玄所傳乃張霸偽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偽造，都一一予以駁證。創見頗多，在史學界產生過深遠影響。

學者皮錫瑞認為，惠棟為雍乾以后漢學大宗，但未嘗廢宋學。實際上，他認為只有漢朝學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諦，因此在惠棟的著作中，幾乎全是發明漢朝人的言論。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中評論說：“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間，馬融、趙歧輩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漢朝學者相比。因此，惠棟可稱是漢學大師。

但是，惠棟固守漢儒之《易》說，而且不復甄別，以致當時及后世人對其有“株守漢學”、“嗜博泥古”之譏。

惠棟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書考》、《易漢學》、《易例》、《周易述》、《后漢書補注》、《九經古義》、《明堂大道錄》、《松厓文鈔》、《春秋左傳補注》等，為清朝吳派經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深得乾嘉學者推重。

在惠棟的后裔子孫中，就有棟氏、李氏兩支別于惠氏之原姓。棟氏，當取先祖之名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變出，惠棟的后裔子孫皆諱莫如深，有待進一步考證。

蘇　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蘇州的歷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蘇州古稱吳，現簡稱蘇，擁有姑蘇、吳都、吳中、東吳、吳門和平江等多個古稱和別稱，蘇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吳王闔閭元年，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建闔閭城，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吳都城設會稽郡、吳縣，自此，當時的蘇州稱為吳縣，或有時稱為吳州。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為蘇州，以城西南的姑蘇山得名，沿稱至今。唐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設蘇州為江南唯一的“雄州”，從此，蘇州名稱被固定作為通稱。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蘇州為平江府。蘇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時期原來的位置上，基本保持著“水陸并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三縱三橫一環”的河道水系和“小橋流水、粉墻黛瓦、史跡名園”的獨特風貌。